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传，不但从未中断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其中最为关键者，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这种积极的影响和融合，不仅表现在正面的相辅相成，更表现在相互的冲突与碰撞。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品德，使得由各种文化间之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冲突与碰撞，没有进一步恶性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转化成一种类似于“不打不相识”的共生发展，呈现出中华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自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就是一个注重德化和内在修养的国度。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极度动荡，战乱频仍，但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学宣讲，异彩纷呈。这其中就孕育出了影响中华后世最为深远的两家学说，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这一时期，佛教也在古印度产生并创立，但还未传入中国。
在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一次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会晤”。在上述记载中，极度推崇周礼，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专程去向老子求教“问礼”。且在孔子拜访完老子之后，面对自己的弟子，高度评价老子，并誉之为“龙”。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家与儒家最为直接的一次交流，当事双方又是两家学说的开创者，其中之深意不言而喻。姑且搁置其思想价值，仅就史实本身而言，就为后世确立了“和而不争”、“求同存异”的典范。
随着秦朝“大一统”格局的确立，由于“焚书坑儒”似乎使各种思想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但此时文字的统一，又为后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西汉政权建立后，由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推崇的国家意识形态。就在这样一种“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大环境下，佛教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了中国。
随着170卷《太平经》的完成，标志着道教正式在东汉初创。其与同样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魏伯阳之《周易参同契》、张道陵之《老子想尔注》，一同构建了道教早期信仰体系。而到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成为道教有正式实体活动的开始。东汉时期，佛教处于初传阶段，虽然早在汉明帝时期，中印度之摄摩腾与竺法兰已来至洛阳，并相继译出《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经》等佛教经典。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仍然承受着来自儒、道二家的排斥。当时的佛教信仰者，也大都以道教信仰模式来信仰佛教，视佛陀为长生不老、神通广大之神，视西域沙门为巫祝。直至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的出现，才从理论上慢慢扭转了佛教这一被动局面。牟融在《理惑论》中指出佛教思想不但不与儒、道二家相对立，反而有互补互促、相辅相成之效。
佛教毕竟是产生于印度的一种学说和思想，它与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思想，不论从语言，还是文化背景，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佛教初传时期，为了能够让中国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教义，不得不在佛经翻译及阐释时，引用大量儒、道二家的语汇及思想要义。这在后来的佛教义学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了所谓的“格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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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儒童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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