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佛教在广大信徒修持实践中高扬“依法不依人”的原则，把佛法、真理的权威置于个人权威之上，体现了以追求真理为皈依的精神。佛教在弘扬佛法方面，提倡“如理如法”和“契时契机”相结合的原则，即一方面要求符合佛法、真理，一方面又要求契合时代特点和传教对象的具体条件，并把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求真是创新的动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创新的途径。佛教上述两项原则不仅表明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本质要求，也为佛教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佛教文化是开放的动态体系，它的发展表现为传承，又表现为创新，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佛教文化发展中，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有助于排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积弊，有助于改良、完善和丰富佛教文化的内涵，有助于佛教文化的发展、提高。佛教2500多年漫长的历史表明，它之所以能保持活力、生命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身的不断创新。佛教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佛教文化的创新主要源自社会历史的变化，时代的前进和相应的人的精神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佛教文化作出积极回应，提出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性需求的主张、见解。这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创新的根源在于历史与现实、传承与“现代性”的矛盾。历代佛教领袖、代表人物深入体察、充分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和特点，进而在弘扬佛法的理论与修持实践两方面作出新的论述、反应，构成历代佛教文化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内容。

佛教文化创新的内容，包括了新派别的形成，义理学说的创新，仪轨制度的调整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义理学说的创新，因为义理学说影响佛教的仪轨制度建设和信徒修持实践，具有影响全局的主导意义。佛教文化创新的类型多种多样，基本类型有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和综合创新等，其中博采众长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新综合体的综合创新尤为重要。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佛教领袖、代表人物应当从社会实际出发，对佛教文化传统里的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抉择、诠释、提升和阐扬，以适应弘扬佛法的新需要，推动弘扬佛法事业的新发展。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后人是否拥有对佛法的解释权的问题，我们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当然解释者的态度应当是严肃的、慎重的，解释的内容应该是符合佛法核心精神，合乎逻辑的，其结果是有利于佛教弘法事业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后人创新的学说、派别是否还是佛教呢？这里有一个判别佛教的标准问题。我们认为，释迦牟尼提出的缘起说和苦、集、灭、道“四谛”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主要信仰与核心价值，凡是佛教界人士的阐释符合这一核心思想、核心传统的，都是对佛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以佛教一定时期的理论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尺，否定后来的学说，排斥后人的发展，是不可取的，是影响佛教的开拓，妨碍佛教的发展的。至于断章取义，歪曲佛教核心信仰与价值，摘取佛教术语、名词、字句，宣扬另一类思想，借以达到另一种目的的，则自然是非佛教，乃至反佛教的了。

由上似乎也可初步确立佛教文化创新的基本尺度：一是符合佛教的核心信仰价值；二是能够结合时代特点，适应、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三是有助于推动佛教的向前发展。

佛教文化如何创新呢？我们认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本土化。在中国，所谓佛教本土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相结合，受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使佛教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具有中国文化的品格和特质，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和风貌。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既继承又改造、发展了印度佛教，在发展印度佛教过程中创造出了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内容，重要的是展现为佛教义理、佛教神灵信仰结构、佛教伦理道德、佛教文学艺术以及佛教制度、教仪和生活五个方面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成果。

佛教文化创新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某些佛教文化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在于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讲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不是简单否定佛教传统，更不是彻底否定佛教传统，而是在佛教传统的内核、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新诠释、新发挥，是在佛教传统内部依靠其积极方面去转化其消极方面。这种转化在内容上是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是为了佛教不断扬弃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强固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为传统增添新的积极成分，从而推动佛教文化传统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