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儒教与佛教的起点都放在公元前6世纪，即分别从孔子和释迦牟尼开始，那么我们会发现二者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性。这包括：

首先，二者最初都是学派，换言之，其宗教性并不突出。早期儒家的学派性质为我们所熟知，但作为学派，其最关心的是哲学而非信仰问题，并且在哲学中又最关心的是伦理或道德问题而非抽象思辨问题，所有这些自不待言。其实早期佛教亦然，正如托卡列夫所说：“曾几何时，所谓佛教世界观，与其说是宗教体系，毋宁说是哲学——伦理体系。”托卡列夫还说：“早期佛教的重心在于道德范畴，在于世人的伦理规范。”并且说：“早期佛教的认识范畴，较之伦理范畴大为逊色。这一范畴极为朦胧。佛陀本人并不注重纯玄学问题，而认为宣讲人生修持之正道至关重要。”这些可以从早期佛教如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中看出。总之，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早期佛教，其哲学更重于信仰。

其次，与前一点相关，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都非常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这既是两家学说从最初或创始阶段由第一代先哲所确立的，并且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后来的追随者所奉行和发扬。例如我们知道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且坚持以修养来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几乎与此同时，由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早期佛教也奠定了以心性修养为根本的基础理论，这也是早期作为学派的佛教的基本目标。再如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也在心性或佛性问题上作了很多探究，从隋唐至两宋都不乏为人称颂的高僧大德。同样，宋明时期的儒家也重视传统儒学心性修养的传统，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心性修养为基本要义的宋明儒学时期。

再次，二者由于都是哲学学派，因此都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具有无神论色彩，反对偶像崇拜，对巫术加以斥逐等方面。在这方面，韦伯就有透彻观察。如关于儒教，韦伯说：“儒教徒，原则上，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清教徒一样，怀疑巫术的真实性。”又说：“凡是以古典的生活方式过活的人，就不必畏惧鬼神；只有踞高位而不德者，才会使鬼神有施力之处。”又如关于佛教，韦伯说：“在与俗人的关系上，原始佛教至少相对而言——或者根本就是——反巫术的”。“同样的，原始佛教至少相对而言是反偶像的。佛陀禁止他人为自己造像的禁令，确实也传承下来。”其实，这也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具有的现象，大凡理性运动都会导致无神论倾向。

最后，二者又都属于具有良好知识训练的阶层，因此其“教养”或“精英”特征十分明显，并且，这样一个阶层有明显的优越感，但因此也与社会大众有一种疏离感。对此，韦伯十分敏锐地指出：在亚洲，普遍“有一道鸿沟将有学识的‘教养人’和无学识的俗民大众相隔开来。”他说：“整个社会分裂成两半，一边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一边是没有教养的平民大众。对于高贵的阶层，诸如自然、艺术、伦理、经济等现实世界之切事的内在秩序，全都隐而不显，因为他们对这些似乎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们的生活样式是以获得非日常性为取向，例如，将其重点彻头彻尾置于追循模范型先知或智者上。”这在儒家，主要是精英与大众的分离，在佛教，主要是僧团和僧众的区别。

以上是儒教与佛教的主要相似之处。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相似之处，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其理论或教义就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更是自觉地吸纳佛教哲学中的思想和智慧。甚至在后来，空寂、空灵也像儒雅一样成为某种高贵气质的象征。当然，所有这些都存在于精英层面。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精英在心灵和精神上产生着共鸣并使之能够相互感应。

但儒教与佛教的确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