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丛林制度对大多数经济研究者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作者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对佛教的丛林制度进行解读，以期能够取其可取之处，让先哲的智慧为现代经济管理服务。本文从百丈怀海禅师对禅宗的改制看到制度创新之光；从佛教对精神层面的注重看到文化建设的力量；从丛林制度的福利保障体系看到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借鉴意义；从寺院科学实用、与时俱进的财政收支管理手段看到先哲的智慧；从寺院的规模看到其与现代人事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异曲同工之处。

一、百丈改制与制度创新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的出家僧众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至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到了盛唐之际，禅宗马祖道一禅师与百丈怀海禅师不顾原来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百丈怀海禅师

但在当时，一般人都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坚持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看，如果他当时依然不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不知道能不能够流传到现在。

众所周知，制度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社会是复杂多变的，而制度的变动却不灵活，于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相对稳定的制度之间产生矛盾。当社会要变革，要发展时，必须先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带来的好处便是预期收益，而对原先均衡制度打破带来的不稳定以及种种冲击便是预期成本。用成本—收益分析，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便成为必然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