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著名音乐学家田青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编者按：“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著名音乐学家田青教授向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了题为《“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的论文。田青教授在论文中提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凤凰网佛教摘录田青教授论文要点如下：

讲到“丝绸之路”，中国人首先会想到西汉时期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把这条实际上早已被商人与僧侣们走出来的路正式“开通”。

但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却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中原汉文化与以西域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并深刻影响了东亚的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

比如隋唐燕乐，无论是“九部乐”还是“十部乐”，其中所包含的“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都体现了“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巨大的成果。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已经与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相距甚远，除了琵琶、唢呐、管子、二胡等外来乐器在全面华化后继续流行外，几乎看不到当年“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对现实的影响。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礼物，是一首乐曲。《晋书•乐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

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根据这段记载，当时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但只有一首《摩诃兜勒》。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创作了“二十八解”军乐，一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

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

假如《摩诃兜勒》是这样一首内容的音乐，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还有可能寻觅到它的影子吗？

1984年，王耀华曾专门考察此问题并发表了《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南曲”即泉州南音，是中国最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清咸丰年间刻本《文焕堂指谱》中，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谱”中，有许多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代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后庭花》等。更珍贵的是指套中还有一套是【照山泉•兜勒声】《南海观音赞》。

《南海观音赞》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包括其主体部分的“赞词”和最后的“结咒偈语”。《南海观音赞》以【寡北】门头演唱，唱奏时通常会加入铙钹、响钟、木鱼等法器，较异于一般南管乐曲的唱奏，是典型的佛曲风格。

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声】中的“兜勒”二字，更为目前中国音乐文字所仅见，虽然南音的老艺人都不知“兜勒”二字作何解，也不知其来历，但其赞美观音菩萨的内容却无可怀疑地说明这是一首佛曲。

当然，南音中的【兜勒声】是否就是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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