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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哲杰:道安对译经的意义有多大?


来源:凤凰佛教综合

道安的应运而生使原本得到“归位”,之后的实践与研究真正成为“翻译”而非早期的“变译”。

编者按: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翻译研究,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公元四世纪的高僧道安,他在解经工作中做了大量版本、目录和校辨工作,进行了译本与译本的比较或原本与译本的比较,并最终由解经走向译经。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蒋哲杰发表了文章《从解经到译经:论道安之于中国翻译研究的萌芽意义》。作者在文中聚焦与这种转变,并揭示了道安之于中国翻译研究的萌芽意义,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编辑文章如下:

释道安像

道安文献工作的翻译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上。首先,他的目录也是翻译工作的描述。比如到底翻译了哪些经、各部经有几个翻译版本、译本的情况如何等等,之前基本是一笔“糊涂账”。因而目录的编成有助于解决“译什么”和“研究什么”的问题。其次,这种编辑工作能促进理论研究。道安翻译观的形成,尤其是“五失本”的提出,与他早年的经本整理有密切联系。道安出于解经目的整理和研究经本,在校雠过程中对语言不通顺、义理不明晰的地方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修订,以注疏方式附于经本中。而经文即译文,所以道安既是在比较经文的内容,也是在比较语言。尤其是同本异译的经本整理,能体现出不同译法的优劣,在特定环境下就能引发翻译角度的研究兴趣。

以道安研究《般若经》为例。他早年曾研读东汉支谶译的《道行经》,并将此本与西晋无叉罗和竺叔兰译的《放光般若经》相互参照比对,并记下了自己的研究体会,对内容上的繁简与缺失进行评价,并批评支谶的节译行为,认为“抄经删削”有很多害处,希望经本能完整反映原作的内容。对于各经本的差异,因为不懂原文而只好“今集所见,为解句下”,将各本合而为一并标注异同,努力勾勒出经本的面貌。当他得到《放光》的同本异译本,即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又对两者进行比较,并指出《放光》删略较多,把重复拖沓的内容省去,其优点是“事事显炳,焕然易观”,缺点是“从约必有所遗”;《光赞》则相反,“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言准天竺,事不加饰”,缺点是“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读起来“不便”、“不显灼”。道安在内容比较中很自然地提到了语言问题,这种从语言内容到语言形式的焦点转移,也为“解经”到“译经”的过渡打下了基础。三个版本的删节程度和语言精简度各不相同,使不同翻译策略的优劣清晰地凸显出来,对道安思考“如何翻译”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对《光赞》的评价:“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如果与他日后提出的“五失本”中的第三到第五条相比,就可以看出后者很可能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道安的解经与文本整理始终涵盖对经本原貌的求索,正是这种求索导向了真正的“翻译”的研究。纵观科学史,很多学科都是从其他领域或是交叉研究中产生的。同样,专门的翻译研究也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刺激而在共生态的研究中孵化出来。道安为了解经去研究文献,所做的版本、目录、校雠、注疏和语言对比工作与翻译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使翻译研究从解经—译经的两栖状态中萌芽发展而出。

首先,文献注疏中的问题刺激了对经本源头的研究。道安在解经中遇到很多困难,总结其原因是翻译时有内容缺失和各种语言问题,因为不通原文,他只能尽力搜寻不同经本(译本),以合本研究探寻原貌。其研究体现了对原本的尊重,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很多译者尽管主观上尊崇原本,却因种种条件所限而难以落到实处,如支谦“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能翻成什么样就让它什么样了。道安则以目录编撰和解经中遇到的问题表明对原本的重要性必须落实。

其次,经本的对比研究暴露出译本的各种问题,指引了研究的方向。早期的佛经译者多认为翻译就是“因循本旨”,只要把意思说出来即可,而忽略了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规律。道安的版本对比有助于看到翻译的复杂性,并最终提出了“五失本”思想。与他同时代的支敏度也指出语序上“辞句出入,先后不同”、内容上“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文体上“方言训古,字乖趣同”等问题,说明时人对翻译问题的认识已经日趋深入。

第三,文献研究的制度、人才和成果都可转用于为翻译研究。道安领导下建设的译场以及在解经、讲经中所培养的人才给鸠摩罗什留下了可贵的财富,“时有生、融、影、睿、严、观、恒、肇,皆领悟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这些弟子对道安的翻译观牢记在心,“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而道安所编经录和经本整理工作也是翻译工作的基石。他把不同经本合刊于一处,实际上就是译本的合集,可以成为总结研究翻译技巧的绝佳材料。

第四,就道安本人而言,他大半生从事解经和佛学研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本观和翻译观。当晚年有机会参与译场工作时,早年的看法就转化为翻译观,影响到“五失本、三不易”思想的形成。长期的佛经研读、尤其是同本异译的比较研究,使他认识到尽管宗教翻译必须尊重原本,不能如文派那样删削无度,但作为翻译也不能如质派般一味硬译和死译。内容上理应案本、语言形式不可能不失本,关键在于“失本”的界限,处理好“失”与“不失”的平衡。由此,他根据多年解经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思想。

那么道安提出的是否就是“翻译理论”呢?我们认为,这一提法是有缺陷的。首先,道安自己不懂梵文,这是致命伤。其次,他对原文的性质与特点有误解。当时普遍认为:“《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既然“佛经本来就是质朴的”,于是翻译也应该保持“质”。直到后来鸠摩罗什道出“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来扭转观念,才使文质之争有了突破性发展。道安的贡献在于,顺应了佛教传播需要高质量译本的需求,从语言角度反思早期随意编译和变译的弊端,点出翻译的根本问题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以“五失本、三不易”进行规范和警示,使人们对“翻译”有更科学的认识,因而后来罗什、慧远等人的讨论不再脱离“原本”,而真正成为“翻译”的讨论。因此,道安站在了中国翻译研究的门槛上,起到了萌芽作用。

总结上文,宗教发展刺激了翻译实践,不断积累翻译经验和问题。当译事之弊日益凸显而影响到宗教事业时,人们才开始重视翻译问题并做了相应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凸显了原本意识、暴露出各种翻译问题并引发了理性思考,从而有助于翻译研究的出现。道安的应运而生使原本得到“归位”,之后的实践与研究真正成为“翻译”而非早期的“变译”,并在思想、制度、人才和资料积累等方面都惠及后人:这就是他的译史贡献。

[责任编辑:邢彦玲 PFO003]

责任编辑:邢彦玲 PF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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