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沙：“祖师西来意”为何成为禅门的终级问题？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曾经表示：想要了解中国,不可不知禅宗。而想要了解禅宗，首先就要了解将禅宗传入中国的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被奉为禅宗初祖，他所引发的普遍思考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不少人表达过“菩提达摩弥补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弊端，从而拯救了佛教”的观点。暨南大学文学院张海沙在他的文章《对达摩西来意旨追问的禅文化意义》中，抛开达摩所经历的神话色彩故事，从达摩引发的普遍思考出发，还原了达摩对中国佛教以及中化文化的影响。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编辑文章如下：

光孝寺内壁画《达摩渡江》（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南宗禅在中唐时已成天下流布之势。从印度到中土，禅门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菩提达摩。

从史料中我们可知达摩是一位西域胡人来到中土，先是到达南方，后来又北上，亲行并弘传禅法，后世禅宗将他奉为了初祖。他所引发的普遍的思考、对禅门在开启禅悟及启迪心智的普遍意义，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对达摩西来意旨的追问，已成为禅门中与追问佛法大义有相同意义的普通而终级的追问。

宋代有两位文人总结了菩提达摩对佛教的意义，刘安世《元城语录解》卷上：“佛法到梁弊矣，人皆认着色相。至于武帝为人主，不知治民，至乱天下，岂佛意也。盖佛法只认着色相，则佛法有可灭之理。达摩西来，其说不认色相。若渠不来，佛法之灭久矣。”李纲《梁溪集》卷一三五：“佛教既入中国，学者滞于名相，不见宗旨，多失大乘，堕于声闻独觉境界。于是达摩西来，教外别传正法眼藏。不假修证，直指心源，见性成佛。”此二人尽管受佛教影响，但都非佛门中人，他们从“弥补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弊端，从而拯救了佛教”这一较高的层次，充分肯定菩提达摩来华弘教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认识并不出于宗教的门派之见，而是反映出即使在俗界，人们对于菩提达摩之于佛教的意义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

据笔者统计，编成于宋代的《五灯会元》中，僧徒问“如何是佛道”有140来次，而问“如何是祖师（菩提达摩）西来意”有340多次。可见，对菩提达摩西来之意的追问遍及禅门。《五灯会元》中所记载的曾经探讨“祖师西来意”这一问题的唐代禅僧分布在56个州，遍及唐代的十个道,在日本、新罗也有分布。

通过以上的粗略统计，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达摩西来意旨的探问已遍及大唐帝国辽阔的版图。禅门对这一问题如此热衷，而这一问题又如此难以回答，以至于禅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国讳”。《五灯会元》卷五〈潭州石霜山庆诸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乃咬齿示之。僧不会。后问九峰曰：先师咬齿，意旨如何？峰曰：我宁可截舌，不犯国讳。”“国讳”本指举国所忌讳所避免所敬畏的事物，对达摩西来意旨以“国讳”视之，可以见出这一问题的普及和人们探讨的热心和回答的困难。

对祖师西来之意的问答，成为了禅僧开悟的契机，也成为禅僧相互勘问的一个重要手段。

禅僧的开悟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理性的追问过程，他需要有对真谛的信念和追求这一信念的热诚。日本铃木大拙在他的《论禅悟》中是这样表述这一心理过程的：“使人深入禅悟境界的历程，不是礼拜，不是顺从，不是敬畏，不是忏悔，不是爱，不是信，不是虔诚的基督徒通常所想的任何事项，而是追求某种东西、消除种种矛盾、结合种种乱麻而成一条延续之线，以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安宁，精神得以和融。”

禅僧勇猛精进的追求、长期的困惑、最后的豁然开朗，禅籍中常常表现在对祖师西来之意的探问回答之中。禅门中禅师欲勘问对方是否有透彻的禅悟，亦会以祖师西来之意作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仰山勘香俨之时，先是肯定香俨会如来禅，但是惋惜其未到祖师禅境地之后，禅门中便有了如来禅与祖师禅之分。禅门中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分并以境之高下分别看待，亦影响到文人对禅境的追求。宋代黄庭坚《山谷集》卷十六：“佛言：‘我于一切法无执，报得常光一寻身真金色。乃至三十二天人相，八十种随形好，一一皆对妙因。’故知释迦老子不会祖师禅。今有人灰头土面而种种光明遍照，卑湿重迟而进道猛利。”黄庭坚推崇祖师禅，推崇它的遗去外形而重精神勇猛精进，黄庭坚甚至以为释迦牟尼都不会祖师禅。

古代文人对遗去外形、不立文字的祖师禅更为喜爱，他们自觉地以祖师禅的境界作为自己的追求。宋代苏轼《广州蒲涧寺》：“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詹葡祖师禅。而今只有药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明代李攀龙《沧溟集》卷十四〈酬殿卿寄惠达摩渡江图〉：“西来遗影少林传，万里风波一苇前。今日更因阿堵妙，知君已解祖师禅。”

清代黄宗羲论述中国古代思想的区别时，就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分而言道：“佛氏从生死起念，只是一个自为；其发愿度众生，只是一个为人。任他说玄说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谓如来禅者，单守一点精魂，岂不是自为？其所谓祖师禅者，纯任作用，岂不是为人？”黄宗羲之弟黄宗炎在阐释周易卦象时，亦借用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而言道：“雷下天上，无妄。天上天下，惟我独贵。如来禅不足以当之，当之者为祖师禅尔。”这两位思想家将禅门中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并将二者所包含的境界高下之分运用到禅门以外，甚至运用到阐述儒家观念，可见这两个概念普遍被人接受的程度。

“达摩西来意旨”问题所包含的对地域跨度与文化跨度问题的思考。

由于中华文化的发达及古代交通信息的阻隔，自先秦以来人们就有一个观念，处于天下之中的中国较四边夷远为发达优越。佛教的传入，对以华制夷或明夷夏之辨的观念都是一个冲击。编成于南朝梁代的《弘明集》及编成于唐代的《广弘明集》，都记载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俗间观念冲突的论辩，论辩中的一个议题便是华夷之间的关系。

这场论辩是很激烈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坚持或是消解夷夏之辨者，其方法或思维都很难是客观理性的。有持“老子化胡”之说者、有持“西方中心”说者，实际上这场争论并没有解决随佛教的传入而引起的异质文化冲突的问题。

达摩西来并被尊为禅宗初祖，推进了由佛教传入而引发的华夷冲突问题的解决。与经教的流传不同、有别于僧人的译经讲经，菩提达摩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单传心要、直指人心。其修行的方法也只是禅坐而已，而禅坐与道家的心斋坐忘之功几乎没有二致。或许这是印度禅的本色，亦或是后世禅僧赋予祖师的特性，也有可能是菩提达摩在广州登陆后，一定程度地受到岭南文化的实用简捷的感染。总之，菩提达摩的祖师禅尽管也来自西域，却消解了夷夏的矛盾，并流布天下。佛教经典没有解决的夷夏之防的问题，最终由一位僧人解决了，禅门中僧人像接受自家人似的接受了菩提达摩。而正是由于对菩提达摩的接受，中国僧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华夷之别与华夷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