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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文:佛教有吸收新科技的传统


来源:凤凰佛教综合

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宗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想要不被时代淘汰,就必须对自己已有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调整、补充或改造。

编者按: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在冲破基督宗教文化束缚时,充分强调理性和科学,并且把理性、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用科学批判宗教之风自此形成。这种现象同样放生在近代中国,并延续至今。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宗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宗教或文化想要不被时代淘汰,就必须对自己已有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调整、补充或改造,已经流传两千五百余年的佛教亦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曾文教授在文章《佛教有吸收新科技的传统》中就为大家详细讲述了佛教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科技的“传统”,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编辑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曾文教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李保华)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开始在恒河中下游一带传播,随后流传到全印度,到公元前3世纪传播范围超越印度,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在这一过程中,佛法从口头传授到运用文字记载,从只有佛经到产生诠释佛经的论书,教团从小到大,然后从统一到走上分裂,发展为部派佛教,公元前1世纪形成大乘佛教。佛教教团对当时的科技从未加以排斥,而是不断利用和享受着最新的科技成果,例如随着印度和其他佛教传播地区科技和经济的进步,住入民众为他们建造的越来越宏伟精巧庄严的寺院、应用信众为他们制做的衣服、医药、工具,礼拜在信众参与下建造的供奉舍利的佛塔,乘坐各种车、船等运载工具。

实际上佛教提倡僧众掌握五种学艺,即所谓“五明”,包括:声明(语言语法及古典文学)、工巧明(各种工艺、科技、历算等)、医方明(医药、治疗、针灸诸学)、因明(佛教逻辑学)、内明(大小乘佛法,后形成三藏)。其中的工巧明、医方明就包含科技的内容,其它任何一项也离不开对科技的依托和利用。佛教在家信众自不必论,即使是出家僧众也离不开社会,因此也离不开维持和推动社会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科技。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此后经过三四百年的传播,迅速流传大江南北,成为民间最盛行的宗教信仰。在传向各地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习俗相结合,融入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社会,教团运营中心的寺院与农田农耕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佛教僧众,特别是众多的中下层僧人必须适应一边修行,一边从事农耕的生活。为了生产,就必须掌握最普及的农业科技和种植麦谷、水稻、瓜果等作物的技术。到后来,大的寺院能够掌握先进的凿井、建渠和引水灌溉的技术,拥有水车、磑碾、车船等工具。

佛、法、僧三宝可以说是佛教的概称,那么就让我们结合三宝来说明中国佛教是如何随顺时代吸收不断进步的科技发展自己的。

佛的概念随着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变化。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是专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后来也包括“过去佛”,说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尚有六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至于后来成立的大乘佛教,提出佛有无数,往古来今(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和四面八方、四维上下到处有佛,还有法、报、应“三身佛”的说法。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佛宝主要指各类为僧俗信众供奉礼拜的佛像,虽然是佛像,却被认为是佛的真实象征。

佛像制作在公元前后兴起,而在大乘兴起以后发展迅速,种类和形象也各种各样,有以铸造、鎚鍱、石雕、塑造、绘画等等技术制作的佛像,形式有立像、坐像、卧像等等,并且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改进的。至于用金银、玉石、玛瑙、陶瓷等制做的各种佛像更是需要特殊的精巧技术。在进入东晋以后建成敦煌石窟、南北朝以后建成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不难想象,开凿大小石窟,雕刻佛像和文字,皆需高超的技术,甚至令世人叹为观止。各地供奉佛像、舍利的寺院、佛塔的建筑,越到后世,建筑技术越高,宏伟壮丽,难以尽述。

三宝中的法,是指佛法,一般是指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各类佛法,有戒定慧三学和经律论三藏。佛教初传中国,来自印度的高僧带来的是写在贝叶上或桦树皮上的佛经,有的是凭记忆口头传诵经典。中国当时已经有了造纸术,后来在社会上,纸张运用越来越普遍,译经一般是用笔书写在纸上,也有的书写在绢帛上。进入唐朝后期,特别在进入宋代以后,广泛利用雕版印刷佛经,为佛经的流通带来很大方便。此后又有活字印刷乃至近现代的胶版印刷。从宋代以后,历代都有官版或民间版的大藏经的刻印流通。可见,佛典的流通与世间的印刷技术是联结在一起的。

至于佛教教团的主体——僧众,在他们日常修行、生活、传法、经营寺院经济与社会交往中时刻离不开当代的科技。不仅如此,在历代僧人中有不少人精通“阴阳五行之学”,有的成为著名科学家、技术人才。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是唐代的一行法师(673-727)。他俗名张遂,自幼博通经史,精通阴阳五行之学,出家先后师事禅宗北宗的普寂、密教善无畏、金刚智,协助善无畏翻译密教基本经典《大日经》,此后撰写《大日经疏》,并且参加朝廷主持的天文历算工作,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黄道游仪,修订比较精确记载日月星宿运行和四季节气、农时的《大衍历》,完成世界首次测出子午线长度的壮举等。1955年中国发行纪念古代四大科学家的邮票,其中就有一行,此外是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南朝宋、齐间的数学家祖冲之、明代医学家李时珍。

元代前期的奇僧子聪(俗名刘秉忠,1216-1274),精通天文、地理、律历、军政等学,后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军政机要,奏建“大元”国号,参与立朝仪,建礼乐,兴儒学,推荐良吏,安定地方,建立城邑等,对推进元朝接吸收汉文化,恢复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子聪通晓城建,先后负责元上京开平、大都(今北京)二城的兴建,弟子中有著名的水利、天文和历算学家郭守敬(1231-1316),奏请由郭守敬编撰《授时历》。

在僧众中精通医学的更多,著名的如唐代鉴真(688-763),赴日授律传戒的同时,也传授建寺造像技术,并且精通医术并医药学,有《鉴上人秘方》传世。

可见,在佛教的传播发展中,佛教不仅不反对科技,而且不断吸收当代科技促进佛教的发展,有的僧人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佛教有吸收先进科学技术的传统。

[责任编辑:邢彦玲 PFO003]

责任编辑:邢彦玲 PF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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