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生法师：菩萨信仰与人间生活——兼谈佛教的三个主体性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编者按：2017年6月15日至20日，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发起，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中加美三国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各级政要、相关社团及护法居士近万人齐聚多伦多，围绕“圆融中道，持久和平”的论坛主题展开讨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法师出席论坛并提交了《菩萨信仰与人间生活——兼谈佛教的三个主体性》的主题论文。明生法师通过菩萨信仰与人间生活去兼谈佛教的三个主体性内容，论文全文如下：

自大乘佛教兴起，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时期所展现的形态，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如关注和诠释问题的视角，以及抉择之后的方法。尽管有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但“菩萨信仰”却一以贯之地流行在每个大乘佛教的转折期，直至如今仍以多元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佛教话题的生发走向。而探讨这一信仰的巨大影响，必然要对“菩萨信仰”的特质和内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方能对今天所处时代的佛教有其合理的思考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菩萨信仰的特质和内涵

“菩萨信仰”是佛教“人人平等，众生皆可成佛”教义的外显。其涉及了菩提心、六度万行、佛土成就、净土生因、佛身观和判摄佛教等方方面面。同样，在研判菩萨信仰的特质时，也必然离不开因与果，或说内在追求与外在实践的两个维度。

对佛果的追求

在大乘佛教教义中，认为声闻缘觉代表的一类修行者，并没有完全掌握佛教的整体精神，无论是在对教义的认识上，还是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上。这种差异，如果简要地说明，于“佛陀观”即可见一斑。原始佛教的“佛陀观”，是独一的，从而对佛陀世界的认识也是单一的。认为普通修行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达到世尊的境界。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佛陀的境界是人人可以达到的。这一观点即揭示了佛陀不只是一位，且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那么，对于要成就佛陀的人来讲，他要具备的条件就比其他人更为复杂得多。比如：追求佛果的基础——菩提心的显发。于是围绕“菩提心”建立一套生起、修行、证果次第。换言之，即是大乘菩萨道“信、解、行、证”的教观体系。（信佛果为行人可期，解中道不二之理，行根本方便之法，证圆满觉悟之境。）这一套体系指出了作为追求佛果的菩萨道行人，修行的时限是尽未来际，修行的空间是十方国土；所学习的对象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人，而是十方世界的佛陀及一切先行的菩萨道行人，所运用的方法不应局限于一个人的教导，而是融通僧俗两界。这一点，从《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求法历程中就不难看出。所以，菩萨信仰的特质之一，即是对佛果的追求。

对众生的责任

如果说追求佛果是“菩萨信仰”的特质之一，那么这也只是一半。如何落实前面围绕关于“菩提心”而开展成为一个合格的菩萨道行人来说，“对众生的责任”，是成就上述所有设想的唯一载体。在宣扬大乘菩萨道精神的佛典中，菩萨发心的对境，即是深陷六道的有情众生。在深刻观察有情众生饱受无明烦恼轮回不息的事实时，在一刹那，作为一个正在寻找菩萨道的行者，激起了自利利他的强烈愿心——因于救度有情而发起菩提心。这在《大品般若经•劝发品》中有具体说明。众生实际是具有一类特质的群体。在佛教的生命观中，众生即是没有智慧，尚未扭转无明业力作用的一切个体。而这类个体存在的双重意义，在于成就和检验菩萨道行者的愿望和誓言。所以保有菩萨信仰的人，必须要履行对众生救度的责任。那么，“菩萨信仰”的特质应指：对佛果的追求和对众生的责任。如何判定“菩萨信仰”是可行的，或者是合理的？这就要探讨“菩萨信仰”的内涵。

以智慧为总纲

前文指出发起菩提心的对境，是为拯济深陷无明的有情众生，有效对治无明的关键，乃是对智慧的汲取和运用。在菩萨信仰中，六度是菩萨践行誓言的总纲。而六度当中，尤以“五度为盲，般若为目”的比重为准则。所以菩萨信仰的内涵，即是对智慧的汲取。按大乘佛教观点，智慧又分“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种。菩萨观察万物运行的规律，对缘起法则的总相决定信受无疑，即获得“一切智”；但缘起法则的别相，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求教于善知识，才能慢慢通达，此即“道种智”；又因缘起法则别相的运行，极其复杂，只有跻身佛果才能圆满无缺地掌握，此时即是“一切种智”所对应的内容。这三种智慧是贯穿菩萨道行人从出发心到圆满觉悟的整个过程，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可简要概括为菩萨于“五明”中成就佛道。五明所对应的内容，实际包括了佛学，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工艺（建筑、雕塑、美术等等）五个大类。

这五种类涉及世出世间、僧俗两界的内容，也揭示着菩萨的身份，具有更为丰富的背景。进一步强调了不同身份的人之所以称之为菩萨，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所在那个领域的最高技术，并且以美德的方式传授给需要的人。所以，在大乘佛教中有“一切微妙善法皆是佛法”的观点。

以慈悲为方便

对于亲近“菩萨信仰”的受众来讲，最有魅力的地方不是内蕴在菩萨心中无尽的智慧，而是因于智慧显发无穷的善巧。善巧方便，是菩萨道行者拯济众生的不二法门。但大乘佛教一方面极力渲染善巧方便的特殊效果，一方面又对其保持谨慎的态度。当然，无论是谨而慎之，还是尽极其法，其背后所遵循和信奉的还是“慈悲”的原则。慈悲是“菩萨信仰”之所以流行二千余年的重要内涵，从人性的角度角度讲，善人信奉“慈悲”所蕴含善的元素，恶人也同样需要慈悲的关照。这就为“菩萨信仰”流行于不同文化传统，受敬于复杂人心拉近了距离。所以，慈悲是“菩萨信仰”的重要内涵，不仅是受众的需要，更因为菩萨因于慈悲才能获得三种智慧。这在《普贤行愿品》中亦有明确的指出。如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

菩萨信仰的具象特征

任何信仰都应需付诸实践，以证明、确保其存在和延续。通过上文分析，大乘佛教“菩萨信仰”中，其特质决定了内涵。再观察其特质与内涵，则又有强烈和明晰的实践指向。但随着社会历史进程，人们对“菩萨信仰”的理解和诠释，也随之发生改变。故而，于当下语境考察“菩萨信仰”，亦应观照其具备应和时代变化的潜质及符合发展的解释空间。

形象人间化

按照大乘佛教的菩萨观，菩萨的活动范围遍于九界六道。相对于人的认知范畴和常识习惯，这显然超出了正常能力。然而，今天言及“菩萨信仰”的相关问题，则是以人为对话的主体。“菩萨”对应的客体是“人”，而“菩萨信仰”则要以人的意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来确立和确定，那么菩萨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否需要特殊媒介？这个问题，在佛教教义和历史上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佛教经典中所阐释的，菩萨就在有情众生当中。这与前文菩萨为追求佛果，而拯济众生相呼应，所以并不需要特殊媒介。进而从侧面指出的内在关系是：若是人间需要菩萨，菩萨就会在人间出现。反之，具有“菩萨信仰”的人，则坚信菩萨就在人间。

从这一点展开，就会清楚地看到“菩萨信仰”具有客观的现世性，这离不开人对菩萨在情感上的寄托与人间化的需要。

活动地域化

菩萨作为超越于常人的客体，人们在渴望满足实际的需求中，对“菩萨信仰”更加地域化。按照《地藏经》记载，地藏菩萨自述“分身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神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但在历史中，随着地藏菩萨信仰的日益流行，人们更愿意这位菩萨能够有固定的地点——安徽九华山，以便菩萨具象化。自此安徽九华山便成为地藏信仰者的心中高地，且被不断记载流传。以至于经典中有观音菩萨在普陀珞珈山修行的记载，原本那是印度的一个便于修行的优越地方，当观音菩萨被中国佛教徒接受的时候，“菩萨信仰”使舟山的一个岛遍及整个南海，都是观音菩萨修行的区域。当然，这并不违背佛教菩萨观的原则。仅从文化传播的历史角度来看，今天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形成，追其初因，与“菩萨信仰”的地域化是分不开的。

功能生活化

“菩萨信仰”历经的年代之久，影响之大，其主要原因即是对菩萨的信仰能够满足诸多现世现实的需要，即所谓的功能生活化。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菩萨本自具有分身三十二种的能力，以满足不同信仰者对菩萨的祈求。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菩萨能够了解不同人的心理诉求，故而有诸多身份以便有效沟通。但从观音信仰的流传历史来讲，观音菩萨在信仰者的世界中，其身份则不仅限于三十二种。更有马郎妇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占鳌观音等等，甚至于流行于沿海地区的妈祖，东北地区的眼光娘娘、道教的慈航大士其原型均是观音菩萨。时下许多私家车主，会选择在车里挂一个菩萨像，以寄托平安的愿望，而这些均

体现了“菩萨信仰”在功能方面早已进入生活化。

佛教的三个主体性

作为世界性的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佛教传统。而考察各个传统的形成，实际伴随着佛教被不断认识、理解和运用的传播过程中。本文认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佛教主要发挥了三个主体性作用，即：信仰主体、文化主体与社会主体。

信仰主体

宗教的产生，源自人们对自我问题的救赎。救赎的关键，在于建立强有力的信心。而信心的激发与培护，则是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但这一切与宗教身份的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身份的自我认同，表现在对修行解脱的投入，对教义的理解与阐释，对教规的遵守和改进，对教徒的教化和引导，对宗教历史的梳理与追认等等。基于此，佛教史上出现关于对经典的不同见解，形成了学派，到了中国出现了宗派。戒律精神演化为丛林规约，禅宗慧能系的祖谱一再更定，宗教师远渡求经传法等等，这些史实的出现，都指向一个核心——信仰主体。信仰主体，是宗教得以生存、流传、发展的核心所在。只有对自我身份认同，才能真正激发信仰主体的作用。所以很难想象，无论在历史还是今天，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菩萨信仰”，如果缺失或忽视信仰主体，将处于何种境况！

文化主体

“信仰主体”毕竟是一类人的属性。而信仰主体作为存在的事实，不应是独立单一的运行，必须要有其流传的载体和方式，以确保侵浸于人的认知世界。对于人的认知世界，文化和文化形式是最为熟悉的对境。所以，宗教在流传过程中与文化的交络明显胜出其他选项。佛教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如初传中国时，以儒家“仁义礼智信”配佛教戒“杀盗淫妄酒”，用老庄玄学以理解佛教解脱说，以格义方法阐释佛教名词所指。甚至因佛教出现新的节日，如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为孝亲追思的“中元节”，农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为“腊八节”，佛教文化主体性发挥的作用，在文学、美术、雕塑、音乐、绘画、建筑等文化生活中异彩纷呈，

蔚为大观。所以，佛教在文化方面给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无可代替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是佛教的不二载体和传播形式。进而“菩萨信仰”功能的地域化，在一定意义上即是文化习惯的作用。

社会主体

文化主体性的发挥，实际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大前提。佛教运行在人的社会中，自然要受到来自社会，诸如民间、政府，乃至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如此佛教在社会生活中，不但要找准宗教和文化定位，还要有清晰的社会定位。中国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绝大部分原因即是在社会主体性的发挥中，扰乱了社会秩序。所以，佛教不能忽视社会主体性所具的两极作用。那么作为社会主体性的佛教来讲，积极方面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正义，维系社会秩序，坚守道德底线，关心民生大计等等，在医疗、助学、养老、环保、护生等慈善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和成绩。进一步言之，社会生活是佛教形象的裁判台，直接影响佛教发展的空间。但历史上中国佛教取得的社会认可度，还是有目共睹的。如佛图澄劝诫石虎不要嗜杀，海云禅师规劝蒙古领袖善待汉人，南北朝时期的养病坊，隋唐时期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无尽藏”的出现，均是佛教发挥社会主体性的优秀案例。因此，“菩萨信仰”的功能生活化与佛教社会主体性密切相关。

三个主体性的哲学联系

信仰主体、文化主体与社会主体，分别对应了佛教在传播弘化过程中的三重定位。三者之间又有哪些哲学联系？

内外关系

佛教被许多从事比较宗教学者视为最具有哲学特质的宗教之一。而探讨佛教三个主体性的关系，自然离不开佛教的辩证法。佛教的辩证法主要运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教观纲宗》说“佛祖之道，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大意是说：内在（教）与外在（观）要辩证来看。适用于此处，则佛教应以“信仰主体性”的觉醒和坚守为内在首要的抉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宗教的消亡要晚于阶级的消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无论是精神世界的还是物质世界的。据此来看，宗教的产生亦是顺应了这个需要。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便是为了追求解决人生问题答案而孜孜不倦地修行。所以，佛教信仰主体性是佛教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部分。那么，仅仅是有了具有强烈宗教情操的信仰主体意识，就能解决一切发展中的问题？显然，文化和社会作为不能脱离的现实语境，为信仰主体提供了展示需要的必要渠道和平台。从而，文化与社会主体性逆向刺激信仰主体的成长与陶炼，使之呈现出内外依存的关系。

主次关系

作为宗教教团对三种主体的主次认识，应是以信仰主体为主，文化主体为辅，社会主体为次的三级区分。于佛教来讲，首先厘清的是作为信仰主体，是否在教理教义上有正确的理解，并能做出符合当下语境的阐释；在戒律清规的遵守上，能否继承传统，又不落伍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在教徒的引导上，能否投入较多的精力，又不疏于形式的渲染；在佛教史实考察中，能否辨其流迁，又不失感性的宗教情操等等。其次，文化主体方面，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在学术、艺术等领域发声，展现佛教文化强大魅力和深厚底蕴。再次，社会主体方面应关心社会问题，关注弱势群体，争取教团合法权益，投入慈善事业等等。反之，不能因为在文化与社会的参与而忽视信仰的投入，这无异于本末倒置，欲升反堕。

互涉关系

三者从认识论角度来讲是内外关系，以信仰主体为同心圆，以文化主体为视角，以社会主体为坐标。从本体论来讲，信仰主体是主要构成因素，文化主体辅之，社会主体次之。从方法论来讲，文化主体联动信仰与社会主体的沟通交流。反之，方法认识本体，认识决定方法，方法呈现本体，即文化主体深刻彰显信仰主体的社会意义，社会主体决定信仰主体的文化属性，信仰主体制约文化属性的社会认同。所以，三者是互涉关系。

通过上文论述，“菩萨信仰”的特质即基于对佛果的追求，进而转为对众生的（拯济）责任。其内涵亦对应了特质所属，以成就佛果的智慧为总纲，以拯济众生施设的慈悲为方便。形而上的内心追求——佛果、智慧，具有强烈的形而下的价值导向——责任与慈悲。然而，“菩萨信仰”并非只停存在信奉者的群体中，在长时间的流演记载中，其与本土文化积极对话，有机融合，深入社会人群，并使“菩萨信仰”具象化，主要表现为该信仰的形象人间化、活动地域化、功能生活化。实际“菩萨信仰”的特质、内涵与具象化，大体符合佛教信仰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的确认和发挥。三个主体性具有内外、主次、互涉的哲学关联。

至此，伺能为佛教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厘清传播的历史文化脉络，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考视角，推动当代佛教良性发展，是为本文的写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