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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的圆教思想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

“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提出近百年来,成为主导当代中国佛教实践追求的新方向和中国佛教现代化的新道路。

太虚大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编者按:“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提出近百年来,成为主导当代中国佛教实践追求的新方向和中国佛教现代化的新道路。1981年,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撰《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的最后部分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这是大陆佛教在“文革”后对“人间佛教”的最早倡导。1983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强调了提倡“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答案。三十年过去了,大陆佛教界对“人间佛教”的认识与实践总有模糊与迟疑之处,这样不利于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故试述如下:

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人天化,而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

1944年,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讲《人生佛教开题》,提出“人生佛教”的目的及其效果有四种:一、人生改善,即行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以佛法从事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交流,以佛法融摄科学、哲学、儒学等,达成改善个体的人生与人间社会;二、后世增胜,根据业力轮回原理,修十善业及诸禅定而上生天界,持佛号而往生净土,这样可含摄净土信仰与密教信仰乃至其他宗教;三、生死解脱,这是佛法不共世间之教法,断除生死烦恼而脱离轮回之苦;四、法界圆明,即修习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生菩提心与大悲心,修行无尽福德与般若,断尽所有烦恼习气,最终圆明法界而融遍无碍。因此,“人生佛教”是包含了全部佛法的目的与效果,以前三层为方便,以法界圆明的佛果为究竟。所以,他说:“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所以,“人生佛教”并不是人天化,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其“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而以菩萨行成佛为最终价值指向。但是,在“五乘佛法”中,人天乘佛法既是整个佛法的始基,也是贯通整个佛法的主线。太虚大师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对佛法进行了如此划分:初级的人乘法为五乘共法,以因果法则为主;第二级为三乘共法,以三法印为主;第三级为大乘特法,以大悲心与般若智为主。在这三级佛法中,因果法则贯通五乘,是一切佛法的共识。人天乘是佛乘的起点,佛乘是人天乘的终极向度。没有人天乘,佛乘就没有契入的门径,没有佛乘,人天乘就无法实现向上的提升和超拔。

因此,“人间佛教”是包含全部佛法的内容,以佛法化导、改良、完善社会和人生,从做一个好人出发,成就完美的人格,更要去教化所有人去做好人,这样才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真谛。“人间佛教”的提出,虽然具有对治佛教中偏于死亡与鬼和偏于神与永生的倾向,但是“人间佛教”理念本身则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而不是只有“五戒、十善”的“人天化”。所以,“人间佛教”是以“人”为主体核心,以人的现实生命、生活为对象,佛法对提升人生的道德、智慧、素质具有独特的意义,这是“人间佛教”的自觉、自利义;同时,“人间佛教”要展开对“人”的教化,以人间为教化对象,在人间弘法,通过教化活动在人间实现“人间净土”,即建设心灵净化、道德高尚的人间社会,这是“人间佛教”的觉他、利他义。反观太虚大师所讲的四种目的,可知“人间佛教”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以人为本,重视人生和人类,强调佛教是完善人格、完善人间社会的宗教,提倡具足正信正见、悲智双运的大乘菩萨道,实现人性净化、人格完美的“人间净土”。

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社会化,而是中国佛教传统的转化与发展

“人间佛教”的契理契机,便涉及到“人间佛教”的思想基础。“人间佛教”若无扎实、丰富的佛教思想为基础与根据,便会成为一种佛教社会化运动,虽繁荣一时,终归非佛法真谛。许多学者援引《增一阿含经》“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和《坛经》“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等说法,用来阐明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作为“人间佛教”在教理上的合理性根据。但是,“人间佛教”是在2500年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必须立足于2500年的佛教思想资源,尤其是2000年的中国佛教传统,并非基于禅宗或净土宗等单一宗派,而去探讨“人间佛教”的思想根据。

首先,佛教“人生皆苦”所体现的终极关怀,既有解脱轮回的出世性格,更有度化众生的入世悲悯,体现了出世解脱与入世关怀并重的价值传统。太虚大师反思中国佛教传统是“教在大乘,行在小乘”,因此“畸重出世间”才是中国佛教的一种突出传统。如陈兵先生所说:“承印度大乘宗风,填补中国本土文化乏出世间超迈精神、忽略个人终极关怀之空缺,中国佛教一直畸重出世间,将自家的宗旨和角色界定在解决个人了生死、出世间的宗教需要之范围,至于世俗生活的指导和社会的建设,则由本土极富入世精神的儒家来承担。”“即便是禅宗融通世出世间的心性之学,也因其毕竟重在出世间及操作推广之难度,被吸收了禅学而站在儒家立场强调入世的理学家们所非议。”但是,经过近百年的实践与推广,“人间佛教”在台湾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可见“人间佛教”作为佛教现代化的当代形态,大陆佛教界更应该去肯认、理解、提倡与实践。

其次,“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能用回归印度佛教或回归中国佛教传统来简单解释。“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自汉末以来190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不能以印度佛教为本位,而是必须深刻认识中国佛教的思想传统,才能真正构建“化现代”的“人间佛教”。

最后,中国佛教最核心的思想传统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一心”和“圆教”,这是佛教修行解脱、说法度生的指南。每一种成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核心思想,并且用这一核心思想,发展其哲学体系,指导其生活实践,解释世间现象的存在及性质,从而作为他们到达解脱的终极目标。印度早期佛教以“中道”为核心,以戒、定、慧三学为修道生活的规范;大乘佛教以“中观”、“唯识”、“如来藏”为思想核心,以菩萨道为修行指南。中国佛教一向似乎宗派林立,缺乏共同的思想价值,但是仔细观察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现超越宗派的共同核心思想,那就是“一心”观念。因为从中国佛教思想来说,要成就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认识、改造、提升或复归人类的本性。南北朝以来,心性问题日益成为佛教学者研究、阐述和争论的中心问题,各种心性学说相继出台。立足于心性,从人的心性出发,阐述成就理想人格、最高境界的根据、可能、途径、方法,成为中国佛教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心性模式,成为“一心”思想的共同来源。“一心”观念首先由由天台宗倡导,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经过永明延寿的融会贯通,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一心”是世界存在的根据,也是修行解脱的根据,成为佛教解释和改善社会与人生的思想根据。

从“一心”出发,必须提倡“圆教”思想,才能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文明交流与冲突。“圆教”是中国佛教学者理解佛教的最高智慧,无论是南北朝的五时判教,到天台的五时八教、“一心三观”,华严宗的“事事无碍”,禅宗的“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到永明延寿的“一心圆融观”,皆体现出中国佛教的圆融智慧。从佛教思想史来说,唐末五代以来,中国佛教呈现出禅教兼济、禅净并行、融通诸法、多元发展的新格局,永明延寿正是站在禅宗的立场上,“以心为宗,以悟为则”,盛唱“圆顿”之教,主张“禅教一致”、“顿悟圆修”、“万善同归”,力求以“一心”融摄诸法,以“圆教”圆统诸说,以“一心”统摄、规范成佛之道,重建佛教的知识谱系,重塑正统佛教的形象,迎合新生的话语霸权,为宋以后的佛教(特别是禅宗)谋求新的发展模式。

太虚大师的“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印顺法师的“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等,皆是立足于整体佛教的立场。因此,继承“一心”和“圆教”的中国佛教传统,强调“心”和“理”的具体落实,阐明“真妄不二”、“理事无碍”、“万行由心”等思想,以“心”圆摄佛教的一切教义;践行“心”的法义,推动禅教一致、禅净双修乃汉传、藏传、南传等佛教内部对话,以“万善同归”落实佛教徒的实践,让成佛之道有规可循、有范可遵,克服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峙和紧张,使佛教彻底迈向入世实践;提倡“教”的圆融有效,在诸如“真”与“俗”、“教”与“禅”、“出世”与“入世”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折衷融合,关注佛教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其他宗教文明等对话,这是“人间佛教”的应有之义。所以,阐释“一心”和“圆教”,是“人间佛教”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世俗化,而是中国佛教现代的理论探索与未竟事业

所以,“人间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传统“一心”、“圆教”为思想基础,提倡现世解脱的解脱观,重现现实人生关怀,完善个体生命的人格,实践建设“人间净土”的菩萨道。“人间佛教”是大乘佛教的当代发展,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的当代形态,体现了大乘佛教根本的“悲智”精神的“人菩萨行”,是实现其目的的现实途径。

人们对“人间佛教”的发展,将大陆佛教的现状联系起来。于是,大陆佛教自身建设等种种问题,如信仰淡漠、道风不正、商业化等,似乎与“人间佛教”有天然的关联。但是,“人间佛教”并不是佛教的“世俗化”,而更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的理论概念,指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跟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用西方“世俗化”来诠释佛教,本身就不是恰当的词语。但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应该和原始佛教、禅宗一样,回到“法”的神圣性,以“法”改善人心、净化社会;佛、僧的神圣性是基于“法”的表法与实践,是第二序列。从“一心”与“圆教”出发,“法”获得最终极的神圣意义,而所有的表法与实践亦将获得神圣意义,虽然心灵体验上神秘性的减退,但是神圣性反而获得呈现。因此,理解“人间佛教”的神圣与世俗,乃至佛教信仰神圣性的本质特征,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重点。 

我们要看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饱经沧桑,“土地改革”改变了中国佛教近2000年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失去土地不仅是佛教界生存的问题,更有修行模式的转变;十年“文革”更给中国大陆佛教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人才断层,佛教信仰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所以,1979年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是从“零”开始,恢复寺院、重塑佛像、培养人才、开展对外交流等,似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着中国,佛教亦难于置身度外;旅游经济的发展,名山古刹成为游客向往之地,亦成为旅游、文物、园林等部门利益纠缠的焦点。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一些小寺、小庵的“拆迁”问题日益凸显,值得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注意。恢复寺院的清净,不仅是佛教界的强烈希望,也是社会大众的要求。同时,“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人际交流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也在逐渐对大陆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大陆佛教有三大现实——“共产党的领导”、“商品经济”、“互联网”,必须依此而思考中国佛教的发展,如何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仍然能够保持佛教的主体性?如何在商品经济时代,仍然能够保持佛教的清净性?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能够对传统佛教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现实既是中国大陆佛教的存在生态,也是理解与践行“人间佛教”的“现代根机”。现实是无法回避的,面对、反思、行动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们面临着太虚大师等前辈先贤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这就更需要对“人间佛教”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更广大的愿力去承担与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

[责任编辑:林恩 PFO008]

责任编辑:林恩 PFO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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