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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寻址 黎氏奉宅:黄陂名檀黎元洪家族鼎力护法


来源:凤凰佛教综合

核心提示:2017年3月9日,注定成为武汉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标志性的日子。随着新教学楼的正式奠基,曾经辉煌的现代佛教教育重镇武昌佛学院,正式以规范化、高规格的教育机构面貌重新被还原和重磅推出。3月9日

核心提示:2017年3月9日,注定成为武汉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标志性的日子。随着新教学楼的正式奠基,曾经辉煌的现代佛教教育重镇武昌佛学院,正式以规范化、高规格的教育机构面貌重新被还原和重磅推出。3月9日,也成为了武昌佛学院未来发展中全新的里程碑。

在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我们同感于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赤诚与无我,矢志于对大师宏愿与事业的继承,同时也亟需从历史的因缘际会与流光故影中,更深刻地回顾大师佛教教育的愿景、事业在武汉及周边地区落地因缘与历史影响,更充分地体解大师弘法的慈悲愿心与深远格局。

在此,谨述太虚大师成立黄陂佛教会因缘,为弘扬大师之精神,践行法化之传承,实现佛教当代的中国化,深入菩萨智海,重温历史脉搏。

黎元洪(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位于黄陂的黎元洪像(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武昌佛学院能够得以顺利创办,与一位黄陂籍名人及其家族的鼎力护持密不可分。他就是曾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

黎元洪出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民国政坛多以里望称人名,故人称“黎黄陂”,至今在武汉汉口有一条路称为“黎黄陂路”。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民国时期,武汉三镇民众皆对这位乡贤总统敬重备至,章太炎先生也对“黎黄陂”赞誉有加,他在1926年撰《民国五豪赞》中赞云:“黄陂长者,爱国若性。承彼乐推,徂以求定。人皆贪邪,我独廉政。不援朋党,胪言兼听。仁而不武,陵夷为病。”

黎元洪题写的《海潮音》刊名(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黎元洪题写的“归元古刹”匾额(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黎氏家族不仅是政商名望,还有着佛教信仰的传统。黎元洪本人信仰佛教,一生乐善好施,扶持正法,曾为《海潮音》题写过刊名,今天归元寺内匾额也出自其手。他的夫人吴敬君、族人黎劭平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更重要的是,黎家为武昌佛学院的成立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让出黎家大宅作为学院馆舍。

1922年农历3月初太虚大师在归元寺讲完《圆觉经》以及赴黄陂弘法结束后,即开始着手在汉阳、武昌两处寻找合适的院址来。当时的黎劭平居士十分赞同办佛学院的宗旨,愿意出让通湘门内自家空宅。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族叔、曾任川汉铁路总办的黎大钧,后来由其后人黎邵平继承。

大醒法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太虚大师在《归元寺讲经与佛学院的开办》一文中讲述了安置院舍与武院建立的经过,并描述了黎宅的景观:

“讲经完毕了,我移居武昌皮公馆以暂休息。因汉口过于烦嚣,所以专在汉阳、武昌两处探寻适宜的院址;亦曾到过现在建筑武汉大学的东湖等处,拟置地建屋。然以秋季即须开学,为时不及,卒乃于武昌通湘门内、觅得堪用的空宅。此宅系清季川汉铁路总办黎大钧所建,黎总办是黎大总统的族叔,黎总统在那个时候是湖北的陆军协统,驻军的地点与这个屋地邻近,所以建造的时候,亦曾经黎总统监督工程,造后即由黎劭平继为宅主。但因民国后,劭平于汉口租界另置房屋居住,所以此屋一向空着。劭平与佛学院发起人李隐尘、王芗荪等原为至好,且赞成办佛学院的宗旨,乃愿将此宅出让为院址。

隐尘等约我看后,我观此宅四围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遂议缴价一万五千元以取得斯屋。就在皮公馆开了发起人会,成立了筹备处,隐尘为处长,剑农经办院屋的修造及器物的置办,限于六月初完竣。根据了我的佛学院大纲,推胡瑞霖、皮剑农等起草章程,王又农拟具呈文,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批准,并转教育部备案。议定院董每年须担任四百元经费,时已征得院董三十人以上;托黄季刚撰了礼请院长疏,由汤芗铭院董率院董二十余人,在四月八日浴佛节,于武汉佛教会举行隆重的礼请仪式,礼请我出任院长,并由我撰了佛学院缘起置章程前印发。预定于阴历七月二十开学,七月初一起到院投考,刊布了招生通告。”

法尊法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佛学院置院舍记》中,太虚大师也详述了这一经过:

“佛学院之名,未前闻也。民国第一辛酉冬,始在汉口创议,翌秋即开学于武昌。人或诧其出现于世之突兀,而不知机凑缘会,实非偶然。今就置院舍一端言之,亦大有可纪者在也。先是、诸发起人分任常费,于武汉三镇,数数觅赁屋不得,旋成立筹备处,举李慧心居士为院护,述其事于院舍原主人黎君少屏,黎君慨然愿让售其旧宅。诸院董虞款难骤齐,黎允先典先用,议遂定。四月十五日进舍,亟从事修整,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寝室,添建厨房、浴室、厕所,克期取办,遂于七月开院。顷者、缴清原价,由典成购,而院中学人济济,且修业一期有余矣。凡购屋及地,用银一万五千元,修改添置又用银九千余元,得地基屋宇如测量所制图,总计将二万五千元矣。(见海刊五卷五期)”

并将黎氏让宅之举媲美于给孤独长者献精舍供佛及僧团之善举,云:

“昔给孤独长者欲置精舍,请释尊率众弟子常驻说法,访得祇陀太子园,罄出其库金铺地而不惜,乃感祇陀太子施园内树林,同供佛僧,称给孤独园、祇树林,二名双彰,千古专美。今佛学院之设,未有官家佽助,亦无僧寺凭借,仅由大心同信之士,抒其悲愿而迈往,卒以收此鸿果;其猛鸷沉毅之气概,亦何让于给孤独!况林篁池鸟,荫韵常存,则斯院可遥遥映辉乾竺矣。”

法舫法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武昌佛学院成立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黎氏出让宅址后,即成立筹备处——修造院屋、置办器物,起草章程,呈请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批准。须赶在1922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于武汉佛教会举行礼请太虚大师出任武昌佛学院院长的隆重仪式。当时礼请长疏有国立武汉大学国学大师、章太炎蒙人黄侃(季刚)先生撰写。

1922年秋季,武昌佛学院开学,太虚大师出任院长。他在《答武昌佛学院请为院长书》中热情昂扬地表达了建设佛学院直至尽虚空遍法界的愿景。这一令人振奋的缘起也饱含着黎元氏家族以及黄陂佛教同仁们共同的信仰愿景。大师写道:

“今此兆专于武昌之佛学院,廓而为中华之佛学院,廓而为阎浮提之佛学院,廓而为须弥卢之佛学院,廓而为大千界之佛学院,廓而为华藏海之佛学院,廓而为尽虚空遍法界之佛学院,夫亦何奇之有!”

黄陂籍武昌佛学院学员与弘法高僧

◎ 武昌佛学院黄陂籍学员

海应法师,24岁,受比丘戒,1923年入学。

演明法师,17岁,受三皈五戒,1923年入学

王善和,37岁,受三皈五戒,1923年入学

慧泉法师,23岁,湖南佛化讲习所毕业,1930年入学

海印法师,30岁,法界学院观宗研究部毕业,1930年入学

本乐法师,1918生,1946年入学

◎ 本乐法师:我在武昌佛学院的求学经历(节选)

黄陂籍的本乐法师是抗战后武昌佛学院恢复后的第一届学员。他详细回顾了自己信佛出家以及在武昌佛学院的参学经历,也披露了抗战以后有关武昌佛学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于1918年6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甘棠乡军刘村一个装裱工兼农民家庭,10岁丧母,14岁丧父。父母死后我们兄弟3人很孤单,我还在读小学,受了庙里僧人的影响,来到报恩寺出家。住持传久法师收了我做徒弟,赐法名心安,那是1933年,我15岁。1936年,我在归元禅寺受比丘三堂大戒,戒期圆满后,住宝通禅寺禅堂,修习禅法4年。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国民党撤退时,我原想跟着去重庆,但师父叫我回报恩寺。因我在归元寺、宝通寺住过几年,对佛教的理义佛法基本上都学得很好了,师父认为我可以当家了。于是在1941年,应师父及报恩寺大施主万遐进(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胞姐)和十方信众之请,我荣任报恩寺方丈。1944年冬,在万大姑太的资助下,我请归元寺、宝通寺、普渡寺诸大丛林50余位高僧大德,一方面举行息灾护国水陆法会,施设焰口,广做法事,超度阵亡将士,一方面开坛传戒,受戒弟子270余人。整个法会历时49天,寺外炮声隆隆,枪林弹雨,寺内清净庄严,有条不紊,一时间报恩寺声誉鹊起。

武昌佛学院是太虚大师1922年创办的。

太虚大师(1899-1947年)是近代高僧,浙江崇德人,16岁时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1922年,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培育了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当时,佛学院用的是黎元洪亲叔的别墅,房子很好,是个公馆。现在武昌佛学院旧址在武昌千家街七〇一设计院生活小区中,那里还供奉有太虚大师舍利塔和他的故居“潮音茅蓬”。

苇舫法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武汉沦陷后,武昌佛学院被日本人占领,改成了马厩。1945年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派弟子苇舫法师恢复武昌佛学院。苇舫法师在汉口佛教正信会看到我,觉得我蛮年轻,有点文化,就想收我到武昌佛学院读书。因为我是农村的孩子,虽然在报恩寺当了几年家,但仍觉得文化程度太低,当个僧人素质很差也不合适,也希望能进一步学习佛法,于是就把报恩寺交给一个师叔代管。这个师叔是农民出身,后来土改的时候跑了,报恩寺就被新洲县粮管所住进去了。从此,报恩寺在仓埠就消失了。

1946年4月,武昌佛学院开学。我读普通佛学班,师从印顺法师。1947年,我被保送去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读中级佛学班,本想学点藏文,将来去西藏。1949年元月,听说武汉要解放了,武昌佛学院的领导法师全都跑了,负责管理的印顺法师去了香港,汉藏教理院来的老师有的去了普陀山,还有的去了新加坡。没走的同学到1949年春节后仅剩21人,这21人的生活也没有人供养。

武昌佛学院创办的时候有三个机构: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大雄小学,到1949年佛教正信会请我回来的时候,佛学院停办了,图书馆也停办了,只有个大雄小学,当时办了19个班,3个夜校班,都是周边农民子弟在就读,他们要求不能停课,这怎么办呢?我们留下来的21个学生就在大雄小学代课、教课,勉强维持下来。5月16日武汉解放那天,我还带着五六百个学生在武昌鼓楼洞那里迎接解放军进城,非常隆重,非常热闹。解放后,武昌区成立了文教科,科长是山东人,叫李尉人,他找到我们学校,问还有多少人?我告诉他有19个班,3个夜校班,但是没有老师。他说那不能停课呀,你们有这么多法师,又有文化,你们都去教书,每个人带一个班,能教什么就教什么,每人每月发30块钱,包括生活费和办公费。

因为我当时与佛教协会关系比较好,认识很多人,所以同学们推荐我当大雄小学校长,说我当校长他们才有饭吃。1950年,我成为大雄小学代理校长,让留下来的同学们每人负责一个班。接着政府授权我们可以招聘人员,慢慢地进了一些新教师,就这样把大雄小学继续办了下来。到1952年4月,政府要求全市的私立小学,包括宗教机构办的,都改成公办小学。

1953年,校址因建立炮兵学校被征用,政府就把大雄小学搬到阅马场新建校舍,更名为首义路小学。到1954年,我在那里当了一年多校长后,来了个青年团员接我的班,我就改任第一教导主任。反右时,我被打成右派,在东西湖改造了三年后,到武昌区明伦街小学任职。全国恢复宗教政策后,我调到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恢复教导主任职务,直到退休。

1993年,昌明大和尚邀请我回宝通寺参与恢复武昌佛学院,经费由宝通寺、归元寺、市佛教协会每年各出5万,共15万。1994年4月1日,佛学院正式开学,办了一个比丘普通班,归元寺、宝通寺的青年和尚都在那里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在莲溪寺又开办了一个尼众班。

1998年,我受新洲县仓埠镇统战干部张元发多次邀请,回仓埠恢复、重建祖庭报恩寺,我任方丈。离开了武昌佛学院。”

[责任编辑:闫秀勇 PFO004]

责任编辑:闫秀勇 PFO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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