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佛教对应对当前社会的道德危机有何作用

核心提示：路遇摔倒老人不敢扶，恶人街头施暴无人管，地沟油僵尸肉频频登上餐桌，以“神异”惑众的“大师”在上流精英圈中畅通无阻地行骗......当下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其社会文化和公众道德方面的短板也频频显现。中国该如何应对道德危机？佛教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国人的道德重建究竟有何意义？中国佛教协会特邀顾问、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于2012年4月27日在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清晰阐释了他的观点。今日重读，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重刊刘长乐先生发言——《我们如何应对道德危机？》，以下为全文：

中国佛教协会特邀顾问、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图片来源：资料图）

刘长乐先生与星云大师对话（图片来源：资料图）

去年，因为18个冷漠的路人面对一个被车轮碾过的女童而无动于衷，引发了全民的道德大讨论。上至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呼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但是，这一切言犹在耳之时，规模化地生产地沟油、毒胶囊事件又震惊了世界。如果说我们对媒体和网民的批评如芒在背，难以接受，那么这次事件中直接涉案的地方官员和企业，已经不仅仅是“缺德”，他们与自己信奉的主义、理想“决裂”得如此彻底，已经到了听任骨子里的贪婪为所欲为的程度。我们到底怎么了？解决的路径在哪里？

一、道德危机与信仰缺失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讲话里说，不改革，中国就死路一条。 同理，精神领域的反思和改革同样重要。没有道德伦理，没有精神救赎，所有的改革成果、经济成就都可能坍塌崩溃，不复存在。尽管物质极大丰富，而整个现代社会不能活在一片精神沙漠之中。愈来愈多的人为了所谓的成功，疯狂攫取金钱，而对生命的意义和真相茫然无知，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的眼前利益毒害、摧毁一切生命系统。毒牛奶、毒胶囊、地沟油这些污垢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从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道德危机其实就是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而更深层的危机是人们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共识。因此，从民族深层心理和传统精神文化的方向上探索解决之道，应该是我们的方法之一。从人类的历史上看，信仰的产生是一种进步。信仰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性中有一些天生的弱点，用佛教的概括就是“贪瞋痴”。 比如人类为争夺生存资源陷于战争和杀戮，为了追逐利润而使用有悖于人性与道德的手段。当人类意识到这些弱点如果不超越不转化，其结果就是万劫不复时，信仰就适时地出现了。

所有正宗的宗教都教导人们学会知足少欲，放下对利益的追逐，懂得爱与宽恕，珍爱一切生灵。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人类心灵的拐杖”。事实证明，人类是需要这个拐杖的。据联合国2000年统计，现今全球人口为62亿人，宗教信仰人数为48亿，占总人数的78%（一说为84%）。其中基督宗教约20多亿人，伊斯兰教约12亿人，印度教8亿多人，佛教约3亿多人，其他宗教3亿多人。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史密斯说，信仰在成千上万年的文明里——事实上是从人类最初一直到当前——具有一种共同的人类的经验，具有将人们团结在社团之中的功用，具有在人类大家庭里进行教化和维系作用。

曾几何时，中国的宗教文明将“仁民爱物”、“道不远人”、“因果报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基本的价值理念灌输于民族文化中，成为我们民族最深沉的印记、最普遍的共识。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提出，“自律原则是唯一的道德原则”。因此，唤醒这种共识是我们建立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前提。

二、佛教文化的现实意义

佛教在世界几大宗教思想中有许多非常特殊的教导，它没有偶像崇拜，甚至可以说是无神论者。有学者指出，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增一阿含经》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通俗地说，佛陀的教育就是止恶扬善、自净其意。

早在百年之前，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就向国人说明了佛教的要义：佛教的世界观、生死观和善恶观告诫人们死后仍有无穷的苦乐，人就不会因此生暂时的苦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晓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中，就不敢欺世盗名放纵自己；明白身为不死之物，就敢于成仁取义，面对苦难也不改初衷。这些思想，对现实中的人们有很强的教化意义。

西方经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发展和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一股心灵探索的风潮。在这股风潮中，佛教对西方的影响日隆，许多科学家、社会学家、政治人物、商界领袖都对佛法中所倡导的智慧发生兴趣并且身体力行。誓言改变世界的乔布斯就是一个代表，他是西方最尖端科技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佛教徒，服膺佛教的理念，他的许多奇思妙想来自他的信仰。

将佛教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道德危机的背景下来观照，就会明了佛教的包容、慈悲与超脱的精神，对于人心向善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品格的完善的促进作用。比如现在的学生在接受各种教育和技能训练，但对于生命的意义和真相却茫然无知，成为利益的争斗者，环境的破坏者。如果我们能从佛教的洞见中吸取智慧，也许我们的生命会全然改观，对于个人的责任和道德了然于胸。

同时，佛教信仰还成为连接中华56个民族和两岸三地民众的精神纽带，它对于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无可替代的。这种纽带作用是一种大爱，一种高层次的道德。

三、善用文明的成果促进道德重建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过多的侵略与屈辱使中国人引进了西方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所谓人类生存法理，它曾经唤醒沉沦麻木的民族奋起抗争，但现在回过头看，这种价值观确实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现在是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承认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佛教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跟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心灵感知融为一体了，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和善用佛教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死观、和谐观。

从历史上看，佛教从没有跟中央政权有过太多对立，相反，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佛教大发展的时候。从现实看，佛教与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冲突，文明可以有多种形态，都是合理合法，可以共存共荣的。

哈佛历史学家史密斯提议抛开西方的“宗教”一词而采纳另外两个术语来指称人们通常所指称的东西，即信仰与传统。这一提法似乎更容易被不同信仰的组织所接受。

西方有一句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个原则很重要。如果说我们的改革是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的话，那么我们道德重建更应该重视中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核，重视佛教文明的教化功能。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人心的安定，都应该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健康引导。而现在提倡和谐社会，珍视佛教的传统，本身就是和谐的行为。包括连续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举办，都是一种开放、开明的结果。

一切的文明发展，其实最终都指向心灵的觉醒，无论从历史的纵深来看，还是从横向的世界版图来看，21世纪都将是一个人类心灵觉醒的世纪，我们面临的道德危机也许是一个契机，会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社会带向新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