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何方：独家解读2015博鳌宗教分论坛

宗教领袖出席2015年博鳌论坛宗教议题专场会议（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3月29日，一场名为“中道圆融：凝聚善愿的力量”电视辩论在海南博鳌举行。这是博鳌亚洲论坛自2001年成立大会以来，首次举办宗教议题专场会议。

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历届博鳌论坛，都是政商大咖的舞台，讨论的也是增进和深化贸易和投资联系，推动建立伙伴关系等亚洲战略问题。因此，首次进入博鳌论坛的宗教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主办方对此有特别的说明，设立宗教版块的目的是倡导拥有不同价值观、不同宗教习惯的人群，通过平等对话达到彼此间的和谐相处和思想交融。

宗教议题进入博鳌，让我们看到了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或许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可见端倪。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演讲中，多次提到宗教，特别对于世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三大世界性宗教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予以了高度肯定。

宗教，作为影响世界稳定与发展、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因素，终于受到高度重视。那么，博鳌宗教分论坛对亚洲宗教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博鳌高调论宗教剑指何方？ 

中国外交将摆脱宗教问题“负资产”包袱

以宗教为联系进行友好交往、合作互惠，或以宗教为名鼓动分裂、发起战争，往往比以经济利益等为外交手段付出的成本更低，获得的收益更高。

由于历史原因，宗教问题长期成为中国外交的“负资产”包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国外交谈起宗教和人权往往“谈虎色变”，是中国与西方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斗争特别尖锐的领域。地处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改为人权理事会）曾目睹中国与西方国家每年就涉华人权提案激烈较量，而宗教自由问题正是美西方用来攻击中国的主要武器。这些场面现已成记忆，但在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中，宗教问题依然突出。”

回顾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高层的种种动作，不难看出，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着力改变这一现状。 

政府明确态度：“信仰外交”是集中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演讲结束5个月后，习主席出访印度等中亚南亚四国，以佛教、丝绸之路等宗教历史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国与国交流，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此行标志性的国家赠礼《玄奘之路》、为印度总理莫迪定制的纯素生日蛋糕，及主席数次讲话中提及的诸位古代高僧等，标志着“信仰外交”成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

今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开启的宗教文化外交，被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工作报告》中应用于更多领域。《报告》在政协对台交流工作内容当中，首次增加了“宗教文化”、“中华传统道德伦理”两项，同时比往年更加具体地阐述了由佛教等中国五大宗教构成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方向和重点——“就涉藏、涉疆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坚决维护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巩固和扩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两会结束后第8天，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后的首个国家级国际论坛上以不短的篇幅提及各大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历程。他表示：“中华民族向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大地上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做到‘并育而不相害’，关键是要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按照我国的外交惯例，外长在非出访状态下，在国内发言中主动提及本国宗教文化的情况并不多见。

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四届博鳌论坛上致辞，除强调继续坚持与世界各国深入合作、发展经济的愿景外，他再次向世界阐述了中国的文明观：“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习主席表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回顾过去一年来本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场合的种种声音与动作，可以看出，本届中央政府对宗教事务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比历届中央政府都更为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把握。

习主席的战略眼光：积极缩短宗教事务的重要性与现状的差距

体现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的佛教等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的“国家软实力”。然而，目前中国宗教遇到的健康发展瓶颈，正直接制约着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价值输出和外交影响力。

以我国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佛教为例。佛教自古以来一直是对外输出中华文明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在中国的繁荣，使我国长期处于世界佛教中心国家地位——汉传佛教辐射日本、韩国等国；藏传佛教影响蒙古国、不丹、尼泊尔等国；南传佛教连接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影响力几乎覆盖整个亚洲。这种基于佛教传播而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宗教地域友好版图，近年来还因为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而有所扩张。

这一成果离不开佛教僧侣的弘法足迹。去年9月出访亚洲四国时，习主席赞扬了玄奘、法显等多位高僧。经由玄奘大师等杰出中国宗教家的努力，千年古国和平友好发展的大国理念同佛法一道，成功地传播至世界各地。

在以经济实力立足全球，同时急需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当下，中国需要更多的玄奘大师传播和平友好的中国声音，但实现这一愿景却需面对来自现实的困境。

今年两会期间，三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世班禅大师、心澄大和尚、刀述仁居士分别以提案或受访的形式提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均迫切存在人才匮乏问题。出家众持续减少，现有僧团因经济大潮冲击和缺乏政策保护而还俗流失等现象，是中国三大语系佛教面临的共同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中佛协副会长觉醒大和尚在接受凤凰佛教专访时担忧地表示：“当前，佛教教职人员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出现了信仰缺失或者信仰危机，而长此以往下去，恐怕普通信众对僧团也会渐渐失去信心。”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宗教事务在国家战略地位中的长期边缘化；相关领域立法的滞后和因此导致的权力和管理真空；对正统宗教缺乏稳定的政策保护与扶持，似是而非的邪教趁机占领市场；寺观权益缺乏法律保护，导致寺产及僧侣生存难以保障；经济发展大潮下，寺院被承包、上市、拆毁等借教敛财乱象；冒充僧人骗色敛财成本较低而导致假和尚屡禁不止；佛教界内部戒律不振，对教职人员选拔和教育方式过分随意等等。

中国佛教界面临的健康生存难题，不仅会造成自身的损失，而且会使中国的宗教形态面临比较严峻的局面。在宗教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期，以和平为基因的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一旦没落不振，在当前社会快速变化，农村信教人数持续增加，宗教传播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情势下，一大批有宗教信仰需求的人群就会转投其他外来宗教。届时，各种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或不法分子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等活动的几率便会大大提升，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或将更加严峻复杂。

因此，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佛教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政策、财产、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和保护，使教职人员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发自内心地心悦诚服，从而更安心于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使命，就等于在保护自古以来因佛教传播而形成的，以我国为中心的宗教影响力友好版图，保护我国强大的宗教文化外交软实力。

种种迹象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宗教事务的重要性与现状的差距。也许，这正是推动《宗教事务条例》即将大修的根本动力。